复制信仰：宁波华花圣经书房的印刷术
浏览次数：804 - 发表：2022-01-18 18:54
鸦片战争之后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中期，在中国境内同时出现了三家有规模的西式印刷出版机构，它们都分布于中国新近开放不久的条约口岸城市，都有共同的基督教或者说新教的身份背景，都是从原来中国边陲地带的印刷所迁移过来而不是在新地白手起家。这三家机构是：1843年创建于香港的英华书院，其前身可追溯到马六甲英华书院；1843年创建于上海的墨海书馆，直接来源于巴达维亚印刷所；1845年创建于宁波的华花圣经书房，是由澳门的华英校书房整体搬迁过来。前两家机构类属于英国的伦敦传教会，后一家则属于美国的长老会。
这三家宗教出版性质的印刷出版机构，之所以不约而同地择地重建，是为了因应鸦片战争后中国传教新局势的变化：从过去帝国森严的禁教政策下只能无奈的选择在中国周边地区生存，到现今南京条约签订后得以在中国口岸城市自由活动，传教新景带来了各教会差会在中国的重新布局，也随之带来了与各差会传教活动相辅而行的印刷出版格局的变化。这些教会主导的印刷出版机构，相比于同时期中国本土的印刷出版生产，显得相当异类。无论是印刷复制的技术，还是出版物的知识内容，乃至生产的组织与发行方式，都有着一望而知的西式新面孔，而恰是这些看起来异类的新面孔，标定了未来中国出版的某些新趋向和新特质，因而有其近代出版史开端意义上的研究价值。
将印刷广泛用于宗教传播目的，并非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们的独创。早在三百年前的马丁·路德时期，新教改革运动就曾大大受益于印刷机的出现，而得以在欧洲全面铺展开来。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于印刷出版上的热心，不过是步其先祖们的后尘而在异国他乡的中国的又一次实践而已，这种印刷实践也同样被运用于他们海外传教的其他国家和地区。
当来华的传教士们准备将西式印刷技术移植到中国的时候，却遇到数以万计的中文活字必须从头铸造的瓶颈问题。到了四十年代初，经过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伦敦会传教士戴尔（SamuelDyer）和巴黎铸字商赖格兰德（MarcellinLegrand）的分头进行，终于有了两套活字系统。戴尔的活字系统采用的是全字形方式铸造，为同属于英国伦敦会的墨海书馆和英华书院所采用；赖格兰德的活字（又称巴黎字）系统，则利用“模块化”的设计思路以拼合（又称叠积）的方式铸造而成，美国长老会率先购买了其全套字模，宁波华花圣经书房使用的就是从该字模中铸出来的活字。
两个不同设计思路下的活字系统，在各家使用初期，各有各的不便和担忧。戴尔系统的问题是其数量不足，遇到活字不敷应用时则雇佣中国工匠随时在空白金属柱体上逐字雕刻；巴黎活字系统的问题是某些拼合出来的字，在字形上“洋相”外露，这一点，特别让初期实际负责宁波华花圣经书房的传教士娄理华（）感到担忧。
娄理华顾及到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书法观念，担心宗教印刷品的字形“洋相”不被中国读者接受。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审美方面的问题，但究其实质，则牵扯到对传播效果方面的考量。如果把宗教印刷品比作“安静的布道人”（silentpreacher），如果说布道现场的听众总是愿意看到一个在声音、态度、举止等方面以情动人的布道者，那么同样担负着宣教使命的印刷品，就当然不希望它出现有因字形方面的怪异而可能导致读者望而止读，以至于减损其传播效果的问题。
娄理华的担心并非独虑。当初戴尔在赖格兰德之前就曾因为数以万计的汉文活字铸造成本过大，而细细地考虑过“模块化”设计的方法，但他最终放弃了他的研究成果，而改用全字形的设计路径，就是顾虑到拼合字审美后遗症可能对福音传播效果造成的戕害。
作为弥补，娄理华早在澳门校书房时期，就让美国长老会派遣来的印工柯理（RichardCole），对这些活字进行局部改善，例如在有些部首的字模上修整，或者在铸出活字后随手磨去笔画过长或过粗的部分等等。在澳门校书房次年迁到宁波改名为华花圣经书房之后，这一活字改进的工作还由柯理及其他传教士一起，依据1845年1月澳门校书房排印的《拼合活字可排字表》，评鉴每一个活字的优劣。结果他们弄出了三批要求新铸与重铸的字模清单，共147个字和一些部首，由美国长老会海外部寄给赖格兰德让其善后。
与字形相对的字号问题，则从另一个阅读层面上，关联到基督教读物的传播效果。不同层级字号的大小文字在标题和文本上的灵活运用，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福音传道内容，增加读者阅读文本的易读性和易识性，从阅读体验上提升读者与文本之间的阅读友好关系，因而在传播媒介的意义上，字形与字号同样显得重要。
由此，我们就能理解尽管当时活字字模价格高昂，美国长老会海外部在斥巨资购买了巴黎活字之后，又花了大价钱为宁波华花圣经书房购买了一套柏林铸字匠贝尔豪斯（AugustusBeyerhaus）在柏林铸造的中文活字字模。这套被称为柏林活字的字模也是拼合体设计，字体比巴黎活字稍大，但在质量上后出转精。
另外，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又从香港英华书院购买了一套戴尔的大活字，一套由戴尔首创后经跳槽到英华书院的柯理等人逐渐完备的被称为香港字的小活字。这样，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在其后期，就形成了四套不同大小、可以自由组合的活字系列，这是同期的墨海书馆和英华书院所难以企及的。1858年10月专业技工姜别利（WilliamGamble）来到宁波华花圣经书房任职主任时期，着手革新中文活字排字架，试验电镀中文活字字模技术，这两项被称为对中国印刷史作出杰出贡献的发明，后来在华花圣经书房迁移到上海美华书馆时期，姜别利将其发扬光大并最终形成了六大系列任人拣择的活字系统。
印刷固然是一种技术，然而当它被一个宗教出版机构赋予其福音传道的使命的时候，它就超出了单纯的技术史层面，而具有了社会传播学意义上的功能性特征。苏精教授在他的著作《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中统计了华花书房200余种、300余版本的产品，以及160余万部、7000万页的产量之后，接着同样指出了这种技术所带来的宗教上的价值：“不仅供应长老会自己各布道站之用，还有余力供应各在华传教会的需求或为他们代工印刷，因而在基督教的整体中国传教事业中承担重要的角色，发挥以印刷出版辅助传教的积极功能，可说是已经达到长老会建立中文印刷所的目的”。正是印刷在复制宗教信仰上的巨大价值，才是传教士们积极进行技术引进和革新的原初动力。
注释：
（英）戴维·芬克尔斯坦、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著；何朝晖译.书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94.苏精.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4:183，337-338，388，392-394，439，436.BFMPC/MCR/CH,LoomistoLowrie,3August,1846,Ningpo,roll190曹汝平.抉择与启蒙：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及中文金属活字印刷技术.现代出版，2017(5):74.
吴永贵，男，1968年10月生，安徽枞阳人，现为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近现代出版史、阅读史与阅读理论。发表论文百余篇，少量文章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主要著作有《中国出版史》《民国出版史》《民国图书出版史编年》《中国期刊史（第二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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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家宗教出版性质的印刷出版机构，之所以不约而同地择地重建，是为了因应鸦片战争后中国传教新局势的变化：从过去帝国森严的禁教政策下只能无奈的选择在中国周边地区生存，到现今南京条约签订后得以在中国口岸城市自由活动，传教新景带来了各教会差会在中国的重新布局，也随之带来了与各差会传教活动相辅而行的印刷出版格局的变化。这些教会主导的印刷出版机构，相比于同时期中国本土的印刷出版生产，显得相当异类。无论是印刷复制的技术，还是出版物的知识内容，乃至生产的组织与发行方式，都有着一望而知的西式新面孔，而恰是这些看起来异类的新面孔，标定了未来中国出版的某些新趋向和新特质，因而有其近代出版史开端意义上的研究价值。
将印刷广泛用于宗教传播目的，并非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们的独创。早在三百年前的马丁·路德时期，新教改革运动就曾大大受益于印刷机的出现，而得以在欧洲全面铺展开来。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于印刷出版上的热心，不过是步其先祖们的后尘而在异国他乡的中国的又一次实践而已，这种印刷实践也同样被运用于他们海外传教的其他国家和地区。
当来华的传教士们准备将西式印刷技术移植到中国的时候，却遇到数以万计的中文活字必须从头铸造的瓶颈问题。到了四十年代初，经过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伦敦会传教士戴尔（SamuelDyer）和巴黎铸字商赖格兰德（MarcellinLegrand）的分头进行，终于有了两套活字系统。戴尔的活字系统采用的是全字形方式铸造，为同属于英国伦敦会的墨海书馆和英华书院所采用；赖格兰德的活字（又称巴黎字）系统，则利用“模块化”的设计思路以拼合（又称叠积）的方式铸造而成，美国长老会率先购买了其全套字模，宁波华花圣经书房使用的就是从该字模中铸出来的活字。
两个不同设计思路下的活字系统，在各家使用初期，各有各的不便和担忧。戴尔系统的问题是其数量不足，遇到活字不敷应用时则雇佣中国工匠随时在空白金属柱体上逐字雕刻；巴黎活字系统的问题是某些拼合出来的字，在字形上“洋相”外露，这一点，特别让初期实际负责宁波华花圣经书房的传教士娄理华（）感到担忧。
娄理华顾及到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书法观念，担心宗教印刷品的字形“洋相”不被中国读者接受。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审美方面的问题，但究其实质，则牵扯到对传播效果方面的考量。如果把宗教印刷品比作“安静的布道人”（silentpreacher），如果说布道现场的听众总是愿意看到一个在声音、态度、举止等方面以情动人的布道者，那么同样担负着宣教使命的印刷品，就当然不希望它出现有因字形方面的怪异而可能导致读者望而止读，以至于减损其传播效果的问题。
娄理华的担心并非独虑。当初戴尔在赖格兰德之前就曾因为数以万计的汉文活字铸造成本过大，而细细地考虑过“模块化”设计的方法，但他最终放弃了他的研究成果，而改用全字形的设计路径，就是顾虑到拼合字审美后遗症可能对福音传播效果造成的戕害。
作为弥补，娄理华早在澳门校书房时期，就让美国长老会派遣来的印工柯理（RichardCole），对这些活字进行局部改善，例如在有些部首的字模上修整，或者在铸出活字后随手磨去笔画过长或过粗的部分等等。在澳门校书房次年迁到宁波改名为华花圣经书房之后，这一活字改进的工作还由柯理及其他传教士一起，依据1845年1月澳门校书房排印的《拼合活字可排字表》，评鉴每一个活字的优劣。结果他们弄出了三批要求新铸与重铸的字模清单，共147个字和一些部首，由美国长老会海外部寄给赖格兰德让其善后。
与字形相对的字号问题，则从另一个阅读层面上，关联到基督教读物的传播效果。不同层级字号的大小文字在标题和文本上的灵活运用，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福音传道内容，增加读者阅读文本的易读性和易识性，从阅读体验上提升读者与文本之间的阅读友好关系，因而在传播媒介的意义上，字形与字号同样显得重要。
由此，我们就能理解尽管当时活字字模价格高昂，美国长老会海外部在斥巨资购买了巴黎活字之后，又花了大价钱为宁波华花圣经书房购买了一套柏林铸字匠贝尔豪斯（AugustusBeyerhaus）在柏林铸造的中文活字字模。这套被称为柏林活字的字模也是拼合体设计，字体比巴黎活字稍大，但在质量上后出转精。
另外，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又从香港英华书院购买了一套戴尔的大活字，一套由戴尔首创后经跳槽到英华书院的柯理等人逐渐完备的被称为香港字的小活字。这样，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在其后期，就形成了四套不同大小、可以自由组合的活字系列，这是同期的墨海书馆和英华书院所难以企及的。1858年10月专业技工姜别利（WilliamGamble）来到宁波华花圣经书房任职主任时期，着手革新中文活字排字架，试验电镀中文活字字模技术，这两项被称为对中国印刷史作出杰出贡献的发明，后来在华花圣经书房迁移到上海美华书馆时期，姜别利将其发扬光大并最终形成了六大系列任人拣择的活字系统。
印刷固然是一种技术，然而当它被一个宗教出版机构赋予其福音传道的使命的时候，它就超出了单纯的技术史层面，而具有了社会传播学意义上的功能性特征。苏精教授在他的著作《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中统计了华花书房200余种、300余版本的产品，以及160余万部、7000万页的产量之后，接着同样指出了这种技术所带来的宗教上的价值：“不仅供应长老会自己各布道站之用，还有余力供应各在华传教会的需求或为他们代工印刷，因而在基督教的整体中国传教事业中承担重要的角色，发挥以印刷出版辅助传教的积极功能，可说是已经达到长老会建立中文印刷所的目的”。正是印刷在复制宗教信仰上的巨大价值，才是传教士们积极进行技术引进和革新的原初动力。
注释：
（英）戴维·芬克尔斯坦、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著；何朝晖译.书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94.苏精.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4:183，337-338，388，392-394，439，436.BFMPC/MCR/CH,LoomistoLowrie,3August,1846,Ningpo,roll190曹汝平.抉择与启蒙：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及中文金属活字印刷技术.现代出版，2017(5):74.
吴永贵，男，1968年10月生，安徽枞阳人，现为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近现代出版史、阅读史与阅读理论。发表论文百余篇，少量文章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主要著作有《中国出版史》《民国出版史》《民国图书出版史编年》《中国期刊史（第二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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