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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池瑜：尝试建立“去西方化”的艺术史学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不久前在京召开。这届盛会聚集了近千位艺术史业界学者参加。四年一度的世界艺术史大会旨在检验艺术史学科的状况，同时也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交流与学习的平台。目前，艺术史研究已然发展出丰富的研究模式，研究者们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人类精神等多元角度解析美术的历史和风格形成的原因。中国作为最早拥有美术史的国家之一，对美术史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特别是在中国绘画史、书法史的研究方面，著述尤丰。自唐代张彦远以来,便形成了传统。近现代以来更是前赴后继，名家辈出。对此，记者特邀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所所长陈池瑜，对中国美术史研究者及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希望将20世纪后中国现代形态的美术史建立的过程，以及表现出来的新特征概述清楚，并期望能进一步引发相关人士思考如何推进中国当代美术史学科的新发展。
中国美术史之源流陈池瑜介绍：“中国艺术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献史料，在中国艺术史学的发展过程中，早期以论、品带史，中后期以史传包含品、论，并且将史传和作品记述、著录、鉴赏、辨伪相结合;中国艺术史学文本写作常表现出史、论、评(品)相统一的特征，形成以史传为中心旁涉论评、收藏、著录、装裱、题跋、考辨的综合性文本。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艺术史学建立的标志是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约著于公元120年。当然在此前，也有裴孝源的《贞观公私画史》、彦悰的《后画录》等。此外，唐代关于书画的品评在南朝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张彦远之前，还出现了李嗣真的《书后品》《画后品》和张怀瓘的《书断》《画断》，不过《画后品》和《画断》均已遗失，只有《书后品》《书断》存留于世。”
宋元时期，我国的美术史学得到进一步发展。较为熟知的有郭若虚续接《历代名画记》而写作的《图画见闻志》，以及邓椿续接《历代名画记》和《图画见闻志》而写作的《画继》。陈池瑜介绍：“此期书画品评理论很发达，区别于西方，我们是史论结合。元代有汤垕的《画鉴》、壮肃的《画继补遗》、夏文彦的《图绘宝鉴》、周密的《云烟过眼录》等。从这些美术史著作上看，已经出现了专门化和分科细致的倾向。比如绘画通史类著作有汤垕的《画鉴》、夏文彦的《图绘宝鉴》，断代史著作有荘肃的《画继补遗》，书法通史类著作如陶宗仪《书史会要》，另外，还有记录彩画塑像工程的《元代画塑记》等。”
明清美术史学在前代已取得的成就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尤其是清代绘画史籍数量颇丰，同时出现了更为多元化及精细化的新面貌。“无论从数量、形式还是内容来看，著录体画史都非常兴盛，成为清代绘画史籍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官修绘画著录有：康熙敕修的《佩文斋书画谱》、乾隆敕修的《石渠宝笈》、乾隆敕修的《秘殿珠林》《西清札记》;私修绘画著录有：陶梁的《红豆树馆书画记》、方浚赜的《梦园书画录》、高士奇的《江村书画目》、孙承泽的《庚子消夏记》、吴荣光的《辛丑消夏记》、胡积堂的《笔啸轩书画录》、张大镛的《自怡悦斋书画录》等。”陈池瑜如此阐释道。
综合美术通史的建立
进入20世纪后，中国的美术史学开始向现代转型，新的学科逐渐建立起来，虽然古代绘画理论发展较早，书画史论著述颇丰，但主要体现在绘画史和书法史方面。雕塑虽然发达，但其创作者在古代被视为工匠，导致雕塑史比较欠缺。据了解，“美术”的概念20世纪初才被引入到中国，“当时我们没有‘美术’这一概念，西方的美术主要包括绘画、雕塑、建筑三个方面，他们的美术是综合概念，我们则缺乏包括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和建筑艺术的综合性美术史著述。如何将这几个门类综合成系统的中国美术史?艺术史如何写作?体例怎样写?都是新的问题。由于我们没有现存的文献参考，最初我们一些学者学习西方及日本的艺术史，如滕固在德国学习美术史，后获博士学位;傅抱石到日本学习美术史，他还翻译其老师金原省吾关于唐宋绘画的著作，并参考其观点来研究中国绘画史上的相关问题。此外，欧美人和日本人所著中国美术史和中国绘画史以及西方美术史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译成中文后在中国出版，如大村西崖的《中国美术史》《支那绘画小史》，中村不折和小鹿青云著《中国绘画史》等，鲁迅译板垣鹰穗著《近代美术史潮论》、李朴园译雷纳赫著《阿波罗艺术史》、武思茂译马查著《西方艺术史》等。”陈池瑜如是说。
1917年姜丹书编著《美术史》一书，由教育部审定为师范教材，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分为中国美术史和外国美术史两部分。这是中国人自己第一次写作包括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在内的中国美术史，也是中国人第一次撰写外国美术史。此外，据陈池瑜介绍，在中国美术通史或绘画通史方面较有成绩的研究者及其著作有：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俞剑华的《中国绘画史》、郑午昌的《中国画学全史》、胡蛮的《中国美术史》、刘思训的《中国美术发达史》以及李朴园的《中国艺术史概论》和冯贯一的《中国艺术史各论》等。以上的中国美术史著作,一部分是为了适应高等美术教育教学的需要,如姜丹书的《美术史》和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另一部分则是研究专著，如郑午昌的《中国画学全史》;此外还有用较短的篇幅写成的简史,如滕固的《中国美术小史》、黄宾虹的《古画微》和刘海粟的《国画苑》。这些美术史的研究成果其共同特点是系统性较强,建立起中国美术通史的框架体系,从古代一直叙述到清末或民国时期,既有按朝代顺序编排的,也有参照西方和日本学者治史所分的上古史、中古史、近世史所编写的。
据陈池瑜介绍，滕固的《中国美术小史》是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郑昶于1929年出版的《中国画学全史》，将中国绘画发展历史分为四个阶段，即实用时期(绘画之起源)、礼教时期(三代到秦汉)、宗教化时期(魏晋到唐五代)、文学化时期(宋元明清)。俞剑华于1937年出版《中国绘画史》，仍按朝代顺序编著，体系周全，资料翔实、纲目清晰。这两本书既注重开掘中国古代画史、画品中的材料，又在画史体系、编著体例作了新的探索，并有诸多新的见解，是我国学者所编撰的新的中国绘画史成熟的标志。
我们发现，这一时期的史论著作均以通史为主。陈池瑜解释说：“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我国此前并未形成完善的艺术史框架体系，这些通史初步建立综合的美术史体系，将整体框架搭建起来，在20世纪初期建立起新的中国绘画史体系;其二，由于新式教育的发展，新式学校的不断建立需要开设美术课程，这也是教学的需要。”
西方理论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美术史发展的显著特点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做指导，用现实主义的观点进行写作。陈池瑜说：“这个时期，作品并不是很多，代表成果有王逊的《中国美术史》、李浴的《中国美术史纲》、王伯敏主编的八卷本《中国美术通史》和王朝闻、邓福星主编的十四卷本《中国美术史》，特别是后两套多卷本，表明综合性中国美术通史研究已经达到较大规模和较高水平。其他还有一些专题史研究，如金维诺、罗世平等对宗教艺术的研究;文博系统，如徐邦达、谢稚柳、杨仁恺、启功、单国强这些专家对古代书画的研究。”
对于参考西方艺术史的体例、观念方面，陈池瑜特别提到滕固和王朝闻。“滕固在德国留学时了解沃尔夫林的风格理论，他回国后所著的《唐宋绘画史》就试图运用风格理论来研究唐宋绘画风格的演变。李朴园的《中国艺术史概论》运用西方兴起不久的唯物史观并辅以文化传播学来研究中国艺术史，由于运用了新的观念和方法，在其研究中得出许多新颖的见解及精确的批评，在我国艺术界可以说是一次空前的创举。”陈池瑜还特别强调：“王朝闻是20世纪下半叶最具中国特色美术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他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能动反映论和辩证法;另一方面在理论上不搞教条主义,从艺术创作与鉴赏、艺术直觉与体验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不少新的概念与理论,为20世纪中国美术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20世纪80年代,刘纲纪编选三卷本《王朝闻文艺论集》出版,80年代以来王朝闻出版的著作还有《审美心态》《审美谈》《雕塑雕塑》《神与物游》《吐纳英华》《不到顶点》《王朝闻学术论著自选集》及22卷《王朝闻文集》等。”明成化 青花缠枝秋葵纹宫碗
立足于中国传统
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术史研究方面呈现出比较活跃的局面，西方新的艺术社会学方法的各种观点、研究方法被介绍到中国，西方的艺术史观与方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学者的艺术史研究。“首先，我们还是要依靠中国本身的材料来写，立足于中国传统艺术史写作方法、观念。中国和西方国情不同，比如从古至今存在的赝品问题、南宗北宗问题，国外的情况和我们是不一样的，要根据中国自身特点来做，不能照搬国外的经验。其次，对西方近现代新的方法也要借鉴。西方艺术史起步较晚，西方艺术史的发端是13世纪中期意大利画家瓦萨里的《大艺术家传》，比《历代名画记》晚700年，德国温科尔曼的《古代造型艺术史》则要比《历代名画记》晚900年。但他们将艺术史作为一个学科，各学科的专家介入进来，特别重视艺术史研究的观念方法，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如考古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鉴定学等理论和方法，使近代之艺术史学科得到很快的发展。所以我们更重要的是尝试运用西方的艺术史学和艺术理论来解释和研究中国艺术，或者将西方的有关艺术思想、艺术观念与方法同中国的艺术思想和方法结合起来研究艺术问题，尝试建立我们自己的新的当代艺术理论。”陈池瑜对记者说。
“比如方闻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他受到沃尔夫林风格学影响，致力以‘风格分析’的方法来解决中国古代书画的断代问题，培养出很多优秀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学生，他的学生遍布全球重要的艺术史院系，世界各大博物馆的东方艺术相关部门主管人很多都是他的学生乃至学生的学生。我们在借鉴西方艺术史方法的同时，特别要重视建立自己的艺术史理论和方法，如王朝闻、邓福星主编的《中国美术史》，提出以审美意识的发展演变为主线来贯穿中国美术的发展过程的治史观点。这一尝试，有积极的启示作用，我们期盼有更多自己的艺术史学新的观点和理论在中国出现。”
最后，陈池瑜强调：“中国的绘画史及美术史学科要向现代转型，如何用新的体例、方法和观念来编著中国绘画史及中国美术史，是史论界学者需要思考的问题，前面100年的借鉴西方文化，不能后面还延续西方传统。我们应注重新的考古、文献发现及解读，及时补充新的材料，有意识地加强观念、方法的研究，建立起我们独特的艺术史学观念，‘去西方化’。一方面注重对文献资料的运用和对书画作品的考辨，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对书画遗迹的实地考察，并适时推进新的艺术家个案研究，补充新材料。尤为重要的是研究方法和写作方法的创新，我们也希望哲学家、批评家等各个学科的学者参与进来，拓宽美术史学研究的新思路。”
作者：陈池瑜 来源：艺市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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