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
清华历史上第一个主修美术专业的学生
闻一多自幼就痴迷绘画。幼时家中藏书颇丰，闻一多经常临摹书中的绣像。家中的老人去看戏，他也跟着去，回来就能画出戏台上的场景。他还对剪纸颇有兴趣，在街上看到抬轿子的人，他就让姑母剪出抬轿人的剪影，没多久就学会了画剪纸的图样。
1912年，13岁的闻一多从湖北家乡考入北京清华学校。清华重视培养学生们的各种特长，绘画也是其中之一，并设有图画课。闻一多的图画课老师先后有两位，都是美籍女士。一位叫司达尔，擅长白描和石膏像；一位叫里格卡特，擅长写生。在她们的鼓励下，闻一多身上的绘画天赋开始显山露水，兴趣也愈发浓厚。
1915年6月，闻一多的绘画获全级第一名，“以图画冠全级，奖景画一幅”，作品还被选送到巴拿马博览会参展。闻一多的美术才能，很快受到学校的重视。清华学校每年出版一本《清华年刊》，它是中国高等学校最早的周年出版物，全书为英文，配有大量图画、照片，附以简单说明。1915年11月，校方指定闻一多为《清华年刊》的图画副编辑。此后，他多次出任《清华年刊》编辑，一直负责美术部分。
闻一多为《清华年刊》绘制的插图
1919年9月，暑假结束后，闻一多在学校中发起了一个社团——美术社。美术社起初有会员20余人，到了1920年10月，已增加到60多人，其中有梁思成、闻亦传、高仕錤（后改名高士其）等。美术社的活动，对学生提高绘画水平发挥了不小作用，“有几位国内名家看见他们这几年的作品曾讲过，不独是国内各普通学校所望尘莫及的，便是有的美术专门学校也很难同他们比肩”。而闻一多后来赴美留学选择西洋美术，成为清华历史上第一个主修美术专业的学生与此有着很大关系。
确认了新诗的方向
早在五四之前，便有人提倡用白话文写作小说与诗歌。但是作为新生事物，它所受到的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仍相当大。所幸，闻一多并不守旧，五四运动以后，他明确主张用白话文写作，写白话诗歌。
1920年春天，闻一多就读于清华大学，正赶上北京落了一场大雪，作文课上便出了题目《雪》。闻一多那时对新诗兴趣正浓，就写了首习作。不曾料到，这首《雪》引起教师赵瑞侯的异议，他在诗末批道：“生本风骚中后起之秀，似不必趋赴潮流。”这意思是说，你本来旧诗写得很好，应该写下去；不必写新诗，干那种赶浪头的事。
这位国文老师的批语，侧面也反映了当时的风气。第二次月课，闻一多作了首古诗《点兵行》，是译英国人坎贝尔的《点兵之歌》。作此诗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文言文译诗难以成功，他在序中特别写道：“译事之难，尽人所知，而译韵文尤难。译以白话或可得其仿佛，文言直不足以言译事矣。今之译此，乃知文言译诗，果能存意之仿佛者几何？亦所以昭文言之罪也。”他就是这样在对比中否定了老师的批语，并对很多同学说，再也不用文言写诗了。
闻一多的第一首印成铅字的诗，是《西岸》，它写于1920年7月13日，刊登在《清华周刊》第191期，内容是诉说赴美前的困惑。到第二年暑假前，《清华周刊》共刊登了17首新诗，其中闻一多的有6首，占三分之一。
1923年，郭沫若偶然读到了闻一多的诗——《冬夜草儿评论》，称“如在沉黑的夜里得见两颗明星，如在蒸热的炎天得饮两杯清水”，“如逃荒者得闻人足音之跫然”。后在郭沫若的引荐下，闻一多认识了上海泰东书局出版社总编，并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红烛》。这本诗集共收一百零三首新诗，可分两个部分：在国内写的和在国外写的。《红烛》诗集的出版初步奠定了闻一多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地位。
1925年，五四运动爆发六周年，放眼彼时中国，满地心碎声——列强侵略，军阀混战，山河破碎，民不聊生。见此景，闻一多悲愤地创作了《七子之歌》，字字泣血，呼唤民众振兴中华，收复失地。
1926年，与病魔抗争数月后，经常唤着爸爸的立瑛（闻一多女儿），离开人世，至死，也未能再见奔波的父亲一面。闻一多悲痛之下写下了《也许——葬歌》。
《也许——葬歌》（节选）
闻一多
也许你真是哭得太累，
也许，也许你要睡一睡，
那么叫夜鹰不要咳嗽，
蛙不要号，蝙蝠不要飞。
不许阳光拨你的眼帘，
不许清风刷上你的眉，
无论谁都不能惊醒你，
撑一伞松荫庇护你睡。
闻一多这一生对新诗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他使新诗中结合了中国古典诗歌和外国诗歌的经验同时也使新诗中的爱国主义主题得到了开拓和深化。在郭沫若的《女神》之后，闻一多的新诗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挂牌治印
1943年，闻一多的盈案书稿丛中，增添了一本自编的印谱。它的封面左侧标签上端端正正写着“匡斋印存”四个字，下署“卅二年九月”。这，差不多就是他为了补贴生活，开始挂牌治印的时间。
那个时代，物价飞涨，昆明的物价高居全国之首，靠薪金度日的知识分子，生活已跌落到社会的最下层。
住在陈家营，是闻一多生活最艰苦的时候。一个月的薪水难以养活八口之家，因此常常提前支薪，再不行，就开始借债了。饭碗里半月不见一个肉星，每天吃的是豆渣和白菜，偶尔买块豆腐，就算改善生活。闻一多很乐观，笑着说豆腐是白肉，有营养。那年冬天奇寒，他把仅有的一件皮大衣送进寄卖行，回家就发起高烧，惹得妻子发脾气。读书人最爱书，然而为了过日子，他忍痛把好不容易从北平带出来的几部古籍卖给学校。把书送到图书馆时，他的眼里含满了辛酸，说：“将来回北平我还要赎回来。”
朋友看到闻一多的困窘，劝他说：你懂艺术，又会刻图章，为什么不利用这门手艺呢？闻一多听了很动心，入城时买了刻刀。刻石头不成问题，早在十多年前，就为朋友刻过，可云南的特产是象牙，刻起来极坚硬。他想了好多办法都不行，只好硬着头皮刻。刻第一颗时，费了整整一天，右手食指磨破了，几次灰心绝望，还是咬着牙干下去，居然刻成了。从此，闻一多开始挂牌治印，虽是“手工业”，但他把每方印都作为艺术品精心设计加工。
闻一多自幼有书法基本功，中年以后又曾埋头古文字学的研究，又专攻过美术，所以能从艺术的构思注意布局与线条的配合，因之他的图章也迥然不同一般。不过最初的生意并不好，揽到的顾主不多。后来知道的人渐渐多起来，局面才逐步打开。找他刻印的，多数指定刻钟鼎文，因为这是他最为擅长的。
治印是为了生活，但闻一多依然把它当作艺术创造。吴晗有一篇回忆，名《闻一多的“手工业”》。文中说：“闻一多告诉我，最重要的是构思，人的姓名，每一个字的笔画，有繁简，如何安排繁简不同的字，在一个小方块里，得要好好想。其次是写，用铅笔画底子，刻一个惬意的图章，往往要画多少次才挑一个用墨上石。再后便是动刀了。这段最费力，老象牙尤其费事。刻好粗坯子以后剩下便是润饰的工夫。最后，用印泥试样，不惬意再加雕琢。一切都合式了，在印谱上留下几个底子，剪下一个和原章用纸包好，标上名姓和收件处，这件工作才算结束。”
闻一多在篆刻印章
当然，闻一多也并没有把治印完全当作谋生手段，他赠给朋友的图章也不在少数。冯友兰准备售文时，闻一多就送了他两方寸大的石章，一阳一阴。冯友兰把它视作珍宝，一直完好保存着。
1944年，他给挚友华罗庚刻了一方名章，边款还刻了一首幽默中带有情趣的打油诗：“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短短仅40字，五句同韵，方音相押，以谐写庄，俗雅并呈，凸现出闻一多重情济人的高尚人品。
白天里闻一多要上课、讲学、作研究，后来还参加民主运动到处演说、访谈，刻印的工作只能在深夜加班完成，甚至是通宵。而他的儿子却不理解地说他是在“发国难财”，闻一多听到却并没有生气，沉思了好半晌，说了一句：“你这句话我将一辈子记着。”可他还没有记住这句话多久，就被暗杀了，年仅47岁。
本篇图、文综合整理自《闻一多传》（增订本）、央视新网微信公众号、南方人物周刊微信公众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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