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邕书法地位——突破古法，不附时风
浏览次数：781 - 发表：2021-12-07 07:21
必须指出的是，撰文与书碑的地位是有很大差别的，雇主对撰文者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书碑之人，也就是说撰文身份地位相较之书碑者更为显贵，请其撰文已经是对李邕地位的极大肯定。那么，似乎李邕只写碑颂而不去为雇主书碑也在情理之中。若事实果真如此的话，史料记载李邕为民间寺院撰文书碑便讲不通了。我们看下面这段文字：
昔某法师对苏许公云:贫道塔铭，但得三郎文(苏轼也)，五郎书(苏诜也)，六郎致石，可以无憾。则知古人勒石最所慎重。
苏颋，苏瑰三子，初盛唐之时的一代名士，与宋璟同为宰相，统领文坛的大家。苏诜，苏瑰五子，政绩显赫，工八分书。时人认为能得到三郎撰文，五郎作书，六郎刻石，便没有遗憾了。可见古人对待勒石的态度极为严谨。李邕是苏颋之后，文坛执牛耳者，自然会争相求之，而在高位之人并不认为李邕之书亦有此殊荣，比其优者大有人在，何必因李邕之书而对自己所刻碑颂造成不好的影响呢。更何况制碑早有一碑十产之说，虽然盛唐治世下，人民丰实，也不再如当年汉承秦制，侍死如奉生，为得孝廉之名，大兴奢靡之风，直至祸及朝野。但是其所耗的人力、物力、财力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能负担起这笔费用者，必为达官显贵或官修寺观以及香火旺盛的民间寺庙。难得的一次刻碑，无论从官方还是个人，均会慎之又慎，以求最佳。
唐代帝王多善书，太宗伊始，社会稳定后，书法逐渐繁荣起来，书法的干禄性显现，此时帝王对书法的好恶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时的书法趣尚。李邕生活的时代为武后至玄宗朝年间，此时书碑之风兴盛，书法风格也悄然发生了一些转变。初唐之时，极重王羲之流美之风，初唐楷书也以二王之法为主，笔画劲挺，字体娟秀。至武则天时期，质以代兴，妍因易俗，尚古之风兴起，开始注重篆隶，并参其意，清健书风逐渐转向雄浑宽博。《旧唐书·本纪》载：玄宗讳隆基，睿宗第三子也，性英断多艺，善八分书，又《宣和书谱》卷一记载：临轩之馀，留心翰墨。初见翰苑书体狃于世习，锐意作章草八分，遂摆脱旧学。可见，玄宗尤喜八分，并希望通过革新，扭转时风之蔽。
开元天宝皇帝，仁孝慈和，兼负英断，好图画，少工八分书及章草，殊异英特。开元中，八分书北京义堂、西岳华山、东岳封禅碑，虽有当时院中学士共相摹勒，然其风格大体皆出自圣心
唐明皇工八分章草，丰茂英特。初张说为丽正殿学士献诗，明皇自于彩笺上八分书写
玄宗开元中，亲注孝经并制序，八分书之，立于国学
由此，我们可以肯定随着帝王振臂一呼，八分书在当时风靡朝堂，根据朱关田先生考证，在玄宗朝，内廷供奉所书，多用隶书，唐隶新体碑版开始见行。无法确定新体在当时的民间流传度有多广，但可以确定在朝野间八分书碑已经成为了当时的流行趋势。李邕不善八分，自然在达官显贵间，请他书碑者不多，本就假借碑版书法提高影响力的李邕书法便少了很多在庙堂之上传播的机会，一方面高官们为了迎合圣意，而请人以八分书丹。
另一方面请托者以士大夫为主，李邕虽久居官位，却不善为官，其品级地位较低，也不符合为朝廷大员书碑的要求。可见其书法确实有因官而不彰的原因，并且在庙堂上对李邕书法的传播产生了一定的的阻碍作用。而上一节表中所涉及到的书碑者，基本均有史可询，或为高官，或为馆阁书家。如《旧唐书·张廷珪传》：廷珪素与陈州刺史李邕亲善，屡上表荐之。
邕所撰碑碣之文，必请廷珪八分书之。廷珪既善楷隶，甚为时人所重。张廷珪官居监察御史，李邕尝撰文请书，表中列出的三块由张氏所书碑版分别赞颂狄仁杰、秘书监程元英、孔子，三人均非等闲之辈。
李邕文采名世自不必说，请字值得玩味，不仅是李邕感恩张廷珪早年举荐和对长辈的尊敬，想必还因为李邕清楚这些碑文需要以八分书之，且必须身居高位，才能彰显颂赞之人的尊贵，而此三碑成碑时间都相对较早，李邕官职较低，且不善八分，亦足见李邕之文与书法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眼中地位有很大差距，文可与当时的名世书家抗行，书法似乎难有此恩宠。
初唐伊始，李世民大力推崇王羲之书法，以至于出现右军之势，几奔走天下的局面，皇家从社会各个阶层搜集王羲之真迹，并摹写复制，高宗年间成鸿篇巨制《集王圣教序》，到武则天时又搜集王氏一门书迹成《万岁通天帖》，数朝更迭，诸体完备，并不断发展，唯崇王风气不变。尤其是李邕所处的武则天至玄宗朝年间，行书的发展与变革相对于其他书体要缓慢很多，这与唐初太宗建立起的独尊王书有很大关系，根深蒂固的王氏书风特征，带有强大的侵略性，浸淫于唐代诸家笔下，难以有很好的突破。
这个现象比起楷书与草书的突破，简直让人难以相信此时期人们对待楷、草与行书的态度差异会如此之大。甚至还被马宗霍先生毫不客气的批评为寄人篱下。实际上行书的发展与变革不单单是缓慢的问题，对于当时的很大一部分书家来说，原因更多来自于犹豫是否去寻求行书风格的突破。从同时期的书论来看，如张怀弼，虽然肯定书法要适时通变，批评了陆柬之固守王法，但同时又将王羲之通变之后乃大成的风格，标举为典范，虽然意在指出通变的重要性，却无形中为行书优劣定下了标准，导致了崇王，而非破王，在这样的社会风尚下，行书变革显得缓慢而艰难。
加之《集王圣教序》的出现，为难以接触到二王真迹的书家提供了所谓的学习王书的最佳范本，实则规矩过剩，在整个社会学习王字范围内形成了桎梏，在这种先入为主的书法风格影响下，多数书家会随社会风尚而行，无法跳脱王字而求一变，最终造成了行书变革与新行书新面目，均难以被接受。李邕书出二王，然又脱二王，对于以行书入碑的李邕来说，已经不符合当时贵族的审美要求，皇家士族所需要的是一手纯正的二王书法，有名望的书家也对这种敢于求变的行书风格不看好，这样造成了在唐代很长一段时间，李邕书法都很难进入二王笼罩下的所谓主流书风中。
非李邕所书的行书碑中，很多书者在今天看来地位远不及李邕，史书记载也很少。巧的是《封氏见闻记》卷十记载了萧诚与李邕的一件趣闻，李邕与萧诚交往甚密，且李邕对萧诚有一定的提携之恩。萧诚以其高超技艺伪造右军手札，李邕见之以为真迹，直到萧诚将真相告之，又大呼亦未能好。
由此可见，萧诚善书，且精研王字，使李邕难辨真假，虽然李邕并不认为萧诚书法优于己，但事实上萧氏书法直逼二王，李邕确实不及。叶昌炽亦曾言，开元后，萧诚学王字，当属第一。另外，窦蒙《述书赋注》评萧诚：开元初，时尚褚、薛，公为之最，褚河南后，时人尽学褚法，若以萧诚最善，书碑之事请其为之，尚可。表中所录三块萧诚所书碑版，均为李邕作序后少则间隔数日长则隔数月请诚书碑，多重因素下以及当时逼似二王的书风趣尚，我们大致可以确定李邕撰文，萧诚书碑是有一定道理的。
恰恰是李邕所处的时代书风偏于复古和保守，而李邕是当时少有的书风具有突破性的书家。书风与书风的差距，从而导致被当时占主流风尚的复古、保守书风所排斥，使得李邕书法被当时多数人所忽视。
昔某法师对苏许公云:贫道塔铭，但得三郎文(苏轼也)，五郎书(苏诜也)，六郎致石，可以无憾。则知古人勒石最所慎重。
苏颋，苏瑰三子，初盛唐之时的一代名士，与宋璟同为宰相，统领文坛的大家。苏诜，苏瑰五子，政绩显赫，工八分书。时人认为能得到三郎撰文，五郎作书，六郎刻石，便没有遗憾了。可见古人对待勒石的态度极为严谨。李邕是苏颋之后，文坛执牛耳者，自然会争相求之，而在高位之人并不认为李邕之书亦有此殊荣，比其优者大有人在，何必因李邕之书而对自己所刻碑颂造成不好的影响呢。更何况制碑早有一碑十产之说，虽然盛唐治世下，人民丰实，也不再如当年汉承秦制，侍死如奉生，为得孝廉之名，大兴奢靡之风，直至祸及朝野。但是其所耗的人力、物力、财力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能负担起这笔费用者，必为达官显贵或官修寺观以及香火旺盛的民间寺庙。难得的一次刻碑，无论从官方还是个人，均会慎之又慎，以求最佳。
唐代帝王多善书，太宗伊始，社会稳定后，书法逐渐繁荣起来，书法的干禄性显现，此时帝王对书法的好恶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时的书法趣尚。李邕生活的时代为武后至玄宗朝年间，此时书碑之风兴盛，书法风格也悄然发生了一些转变。初唐之时，极重王羲之流美之风，初唐楷书也以二王之法为主，笔画劲挺，字体娟秀。至武则天时期，质以代兴，妍因易俗，尚古之风兴起，开始注重篆隶，并参其意，清健书风逐渐转向雄浑宽博。《旧唐书·本纪》载：玄宗讳隆基，睿宗第三子也，性英断多艺，善八分书，又《宣和书谱》卷一记载：临轩之馀，留心翰墨。初见翰苑书体狃于世习，锐意作章草八分，遂摆脱旧学。可见，玄宗尤喜八分，并希望通过革新，扭转时风之蔽。
开元天宝皇帝，仁孝慈和，兼负英断，好图画，少工八分书及章草，殊异英特。开元中，八分书北京义堂、西岳华山、东岳封禅碑，虽有当时院中学士共相摹勒，然其风格大体皆出自圣心
唐明皇工八分章草，丰茂英特。初张说为丽正殿学士献诗，明皇自于彩笺上八分书写
玄宗开元中，亲注孝经并制序，八分书之，立于国学
由此，我们可以肯定随着帝王振臂一呼，八分书在当时风靡朝堂，根据朱关田先生考证，在玄宗朝，内廷供奉所书，多用隶书，唐隶新体碑版开始见行。无法确定新体在当时的民间流传度有多广，但可以确定在朝野间八分书碑已经成为了当时的流行趋势。李邕不善八分，自然在达官显贵间，请他书碑者不多，本就假借碑版书法提高影响力的李邕书法便少了很多在庙堂之上传播的机会，一方面高官们为了迎合圣意，而请人以八分书丹。
另一方面请托者以士大夫为主，李邕虽久居官位，却不善为官，其品级地位较低，也不符合为朝廷大员书碑的要求。可见其书法确实有因官而不彰的原因，并且在庙堂上对李邕书法的传播产生了一定的的阻碍作用。而上一节表中所涉及到的书碑者，基本均有史可询，或为高官，或为馆阁书家。如《旧唐书·张廷珪传》：廷珪素与陈州刺史李邕亲善，屡上表荐之。
邕所撰碑碣之文，必请廷珪八分书之。廷珪既善楷隶，甚为时人所重。张廷珪官居监察御史，李邕尝撰文请书，表中列出的三块由张氏所书碑版分别赞颂狄仁杰、秘书监程元英、孔子，三人均非等闲之辈。
李邕文采名世自不必说，请字值得玩味，不仅是李邕感恩张廷珪早年举荐和对长辈的尊敬，想必还因为李邕清楚这些碑文需要以八分书之，且必须身居高位，才能彰显颂赞之人的尊贵，而此三碑成碑时间都相对较早，李邕官职较低，且不善八分，亦足见李邕之文与书法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眼中地位有很大差距，文可与当时的名世书家抗行，书法似乎难有此恩宠。
初唐伊始，李世民大力推崇王羲之书法，以至于出现右军之势，几奔走天下的局面，皇家从社会各个阶层搜集王羲之真迹，并摹写复制，高宗年间成鸿篇巨制《集王圣教序》，到武则天时又搜集王氏一门书迹成《万岁通天帖》，数朝更迭，诸体完备，并不断发展，唯崇王风气不变。尤其是李邕所处的武则天至玄宗朝年间，行书的发展与变革相对于其他书体要缓慢很多，这与唐初太宗建立起的独尊王书有很大关系，根深蒂固的王氏书风特征，带有强大的侵略性，浸淫于唐代诸家笔下，难以有很好的突破。
这个现象比起楷书与草书的突破，简直让人难以相信此时期人们对待楷、草与行书的态度差异会如此之大。甚至还被马宗霍先生毫不客气的批评为寄人篱下。实际上行书的发展与变革不单单是缓慢的问题，对于当时的很大一部分书家来说，原因更多来自于犹豫是否去寻求行书风格的突破。从同时期的书论来看，如张怀弼，虽然肯定书法要适时通变，批评了陆柬之固守王法，但同时又将王羲之通变之后乃大成的风格，标举为典范，虽然意在指出通变的重要性，却无形中为行书优劣定下了标准，导致了崇王，而非破王，在这样的社会风尚下，行书变革显得缓慢而艰难。
加之《集王圣教序》的出现，为难以接触到二王真迹的书家提供了所谓的学习王书的最佳范本，实则规矩过剩，在整个社会学习王字范围内形成了桎梏，在这种先入为主的书法风格影响下，多数书家会随社会风尚而行，无法跳脱王字而求一变，最终造成了行书变革与新行书新面目，均难以被接受。李邕书出二王，然又脱二王，对于以行书入碑的李邕来说，已经不符合当时贵族的审美要求，皇家士族所需要的是一手纯正的二王书法，有名望的书家也对这种敢于求变的行书风格不看好，这样造成了在唐代很长一段时间，李邕书法都很难进入二王笼罩下的所谓主流书风中。
非李邕所书的行书碑中，很多书者在今天看来地位远不及李邕，史书记载也很少。巧的是《封氏见闻记》卷十记载了萧诚与李邕的一件趣闻，李邕与萧诚交往甚密，且李邕对萧诚有一定的提携之恩。萧诚以其高超技艺伪造右军手札，李邕见之以为真迹，直到萧诚将真相告之，又大呼亦未能好。
由此可见，萧诚善书，且精研王字，使李邕难辨真假，虽然李邕并不认为萧诚书法优于己，但事实上萧氏书法直逼二王，李邕确实不及。叶昌炽亦曾言，开元后，萧诚学王字，当属第一。另外，窦蒙《述书赋注》评萧诚：开元初，时尚褚、薛，公为之最，褚河南后，时人尽学褚法，若以萧诚最善，书碑之事请其为之，尚可。表中所录三块萧诚所书碑版，均为李邕作序后少则间隔数日长则隔数月请诚书碑，多重因素下以及当时逼似二王的书风趣尚，我们大致可以确定李邕撰文，萧诚书碑是有一定道理的。
恰恰是李邕所处的时代书风偏于复古和保守，而李邕是当时少有的书风具有突破性的书家。书风与书风的差距，从而导致被当时占主流风尚的复古、保守书风所排斥，使得李邕书法被当时多数人所忽视。